援建非洲公路:从“四面楚歌”到“一炮打响”

摘要: 最近热映的《战狼2》有真实的非洲撤侨背景,也让我想起我在非洲参加援建筑路工作时的亲眼所见。能在艰难困境中立足,很大程度上倚仗了一位“奇人”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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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热映的《战狼2》有真实的非洲撤侨背景,也让我想起我在非洲参加援建筑路工作时的亲眼所见。能在艰难困境中立足,很大程度上倚仗了一位“奇人”……



四面楚歌步履艰


上世纪80年代末,3号公路隆重的开工锣鼓犹如在耳,施工队伍即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。


楚歌首先来自疟疾。这其中的曲折故事,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时,我曾在“百姓纪事”上写有《“中国神药”亲历记》,记叙了青蒿素对建成乌干达3号公路所起的重要作用。疟疾不再猖獗,但另有一面“楚歌”,来自英国监理工程师(以下简称“监工”)。


在非洲,中国人援建坦桑尼亚-赞比亚铁路、肯尼亚国家体育馆,可谓立下丰碑(当时流行一句话:看中国最好的体育馆,得去肯尼亚),但在公路建设方面,却未完成过任何重大项目。监工对中国人的能力本就不信任,而我方因为低价竞标,周转资金又不足,有些地方甚至不得已而出现了偷工减料的情况。监工每天允许我们筑路的长度不足一公里,多余的工作量不认可,不付款,完全是导致我们逾期完不成工程,面临罚款甚至取消合同的节奏。


工程进度月月牛步,我们也月月得不到上面颁发的奖金,仅靠从区区一百美元伙食费中抠出点钱来,聊为有限收入。在疟疾和监工的两面夹击之下,队伍士气低落到了极点。疟疾来了,等待它的有青蒿素。监工死抠,却让工程举步维艰,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。


“拼命三郎”来救急


危急关头,国内祭出“镇店之宝”,派来了公司副总经理,大名鼎鼎的邓世维。

邓经理不是吃素的,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的他,头顶一大堆桂冠,先后11次被中国大使馆评为先进工作者,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,并获得索马里总统颁发的国家银质奖章。他为人正直厚道,能力极强,吃苦耐劳,是出了名的工作狂,人称“拼命三郎”。


他是四川省合川县太平乡农具厂小会计出身,初中文化,1973年投身坦赞铁路建设,开始非洲征程。他聪慧勤勉,白天工作,晚上不打牌不看录像,而是挑灯学习,短短几年,道路施工,机械操作,安装与维修,样样精通。坦赞铁路、索马里贝布公路、马达加斯加2号公路……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非洲,多次临危受命创造奇迹,队伍中人称“邓大人”。


好个邓大人,他不像有些合同经理那样,要么对监工惟命是从,要么跟监工吵架闹翻,而是不卑不亢,有礼有节。有个监工刚跨出校门,心高气傲,但理论有余,实践不足。一天,他又对建成的路肩指指点点,陪他视察的邓大人正患疟疾发高烧,二话不说,爬上挖掘机,只几下,就把路肩重新翻新。监工正要张口,邓大人转身登上平地机,平地机刀片飞舞,不到几分钟工夫,路肩重新整修完毕,刀削一样光滑。监工又要发话,邓大人从平地机上一跃而下,翻身上了压路机,随着压路机轰鸣,路肩碾压得平整坚实。监工本以为邓大人是个不懂业务的“银样镴枪头”,正好借机发难,此刻无话可说。



邓大人来之前,我们有很多不良习惯,有时萝卜快了不洗泥,施工不按规章制度办事。曾经有一次,我们没有把堆在路上的料堆摊开压实就收工回营。半夜,队里的黑人司机偷偷载我们和监工的雇员出外办完私事,风驰电掣赶回来,不想撞上料堆,酿成车祸。邓大人来之后,我们用金属波纹管铺设涵洞,为赶工打马虎眼,少上了几颗螺丝。听说监工要来验收,我们连夜带人撤除了上游的围堰,涵洞里水漫金山,监工一来自然两眼一抹黑。邓大人闻讯大怒道:“不认真的民族没有前途!”他连夜驱车几十公里返回工地,恢复围堰,截住泥水,重新补上了那几颗螺丝。


监工对我们的信心慢慢增加,允许施工的公里数也渐增,但担心我们的装卸能力。邓大人打破常规,亲赴浙江省在当地开办的农场,借来十几辆解放牌翻斗车。与队上的五吨雷诺大翻斗车比,一吨半的解放牌翻斗车像玩具,但聊胜于无。到了奋战关键时刻,邓大人更带领医生炊事员会计一起上,坐到大翻斗车驾驶室里,给黑人驾驶员打气,递上自己都舍不得抽的中华牌香烟。


铺设乌干达北部路段时,邓大人不死抠合同,向监工提出更改线路,弯道取直的大胆建议。改道后里程减短,工程量减少,施工进度加快,成本降低,深得监工和业主的赞许,我们自然也得益其中。


来自当地的烦恼


另一面“楚歌”来自当地人。

乌干达风调雨顺,土壤肥沃,不需施肥。粮食种下,到时候收割便是,平时少有人在田间劳作。本地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,成天坐在路边,从土罐里吸酒喝,要不干脆蹲在路边,无所事事地看我们修路。


不思进取,自然贫穷落后,然后便饥寒起盗心,盯上了嘴边的肥肉——我们的施工材料。我们好容易从肯尼亚进口一车皮水泥,边关火车站站长勾结他人,冒充清关行将水泥骗走;眼看石油公司送来一车燃油,次日清晨发现所有车辆机械轰鸣不已,却不挪窝,原来司机连夜送来一车水,然后远走高飞吃穿不愁去也;为偷油桶,当地人竟将昂贵的沥青倾倒在地……


一天清晨,我们正要出工,发现队里最好的尼桑吉普矮了一截,原来当地人把所有轮胎洗劫一空。还有一天当地工人来报,说有人偷水泥,我放眼一望,一辆皮卡车满载工程急需的水泥绝尘而去,气得我急顿足。最难防是夜盗。队里一位资深中国工程师守夜时遭遇盗贼,挺身而出,搏斗中被砍死。之后,我们只能先请警察后请军人来守夜。



除了偷盗的烦恼,甚至还会碰上生命威胁。上工路上,有人竟把手榴弹扔进了我们的翻斗车厢,还好没炸。有一天,我和邓大人外出,一路上车里总有东西晃荡,也没在意。突然发现当地军人设置的路障,我一刹车,一个东西咕噜一下滚到脚下。乖乖,是地瓜手榴弹!是从前一天搭车的吊儿郎当的士兵口袋里掉出来的,幸好没拉弦!


虽然碰到这样那样的“不义”,邓大人却始终对当地人真诚相待,全无白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。他每到一地,总要邀请当地乡长村长前来进餐,和他们一样用手从塑料盘里抓饭吃。一次邓大人从工地回来,看到门口蹲着一位衣衫褴褛的黑人,原来是来找工的。来人自称曾留学中国,会中文。一交手,发现他只会讲他的中文名字和南京河海大学几个字。尽管如此,邓大人仍为他在涵洞组安排了工作。有一个青年偷走了价值不菲的大轮胎,死活不认。邓大人走进丛林深处,来到青年的家,只见草顶泥壁的小棚里,除了一口锅,一个水罐,几个塑料盘,一床破草席,一贫如洗,老婆孩子倒有一大堆。邓大人原谅他,给他在厨房找了个帮厨的工作。就这样,一点一滴,多少化解了矛盾,改善了关系。


打铁还需自身硬


最后一面“楚歌”来自施工队伍内部。队里上了年纪的总工为人和蔼,但遇事抓耳挠腮,口中念念有词,不知所措,而以施工队长为首的青年人作风明快,但年轻气盛,双方不和,影响士气。邓大人来后,各用所长,从试验、测量,到道路施工、机械维修,大胆启用那些20出头刚出校门的年轻人,同时也尊重上了年纪的总工,最后皆大欢喜。


团结问题解决了,还有个别人的作风问题。有一位路面工不但对当地人缺乏尊重,而且出工少出力。他上工先找大树乘凉,然后对当地工人发号施令,中午还要想方设法回营地,吃口热饭,睡个午觉。邓大人来了以后,每天起早贪黑,中午从来都是在现场吃盒饭,患疟疾发高烧仍然出现在施工现场,哪怕头天夜里值班守夜,第二天照常出工。有这样的以身作则的领导,这位路面工再也不好意思偷懒了。



队伍团结了,人人出力了,但精神生活问题又摆在面前。施工队伍清一色男性,而且大部分是青年人。两年一轮换,730天,真是日漫漫,夜更漫漫。终年奋战荒郊野外,除了身着蓝色或咖啡色工作服、工作裤、棕色翻毛大头皮鞋外,所有中方人员,不管是总经理总工,还是炊事员医生会计,还肩背草绿色军用水壶。水壶里的水不是解“渴”的,装的是中药,预防疟疾,更抑性欲。


作为翻译,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是满世界租借录像带。收工后,无论是上了年纪的总工,还是20出头的小伙子,个个都挤在饭厅看录像。饭厅里从来不见邓大人的身影。他总是借着昏暗的灯光,记工作笔记,学习研究技术规范和合同标书。但是,他也从不干涉我们。因此,我们这里比其他营地来得更安稳妥帖。


当然,金无足赤人无完人,邓大人也有“缺陷”:他英文水平不高。不过,他自会转换语码,而且听上去十分贴切,不无幽默。一位监工叫尼尔森,他称其为“夜游神”;筑路出身的他,管“engineer (工程师)”叫“窨井”;精通川菜烹调的他,管“carpenter (木工)”叫“干煸炸”……


依仗邓大人和青蒿素,我们圆满完成了3号公路工程,在非洲一炮打响。


2011年,乌干达麻图嘎公路工程又告急,71岁的邓大人再次披挂出征。1月15日深夜厨房起火,邓大人翻身起床,带领我们救火。次日一早,我期满回国,邓大人奔赴施工现场,没想到,我们这一别竟成永别。当日下午,邓大人终因劳累心脏病发,倒在工地上,长眠非洲。


中国施工队伍一路走来,映像出国人在世界舞台征程坎坷。技术和素养,是“走出去”的两条“腿”,缺一不可。时代呼唤更多的“邓大人”,也呼唤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建设者,为国奋斗争光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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